悖论1：会计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贵州茅台2018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59,846,674,736.01元、117,408,487,922.53元、77,199,384,110.22元和37,,829,617,756.81元。这些动辄成百上千亿元的财务数据，居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令外行肃然起敬，给人以会计是一门无比精确科学的印象。在会计学原理的讲授中，教师们一再对学生谆谆教导：会计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本人也曾提出，会计精神的真谛是“用数据说话，靠证据做事”。可惜的是，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财务会计，与客观事实渐行渐远，貌似精确的会计数字背后，充斥着主观的估计和判断，靠真凭实据做事日渐演变成靠模型假设做事。

以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为例，在资产负债表的31个资产项目和21个负债项目中，除货币资金、短期借贷、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外，其余30个资产项目和16个负债项目余额的确定，都离不开估计和判断，占比分别达到97%和76%。同样地，在利润表中的17个损益项目中，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外，其余15个项目也都需要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占比高达88%。在资产负债表上，凡是存在减值可能的资产项目，均必须以扣除减值后的余额列示，坏账准备、跌价准备和减值准备的计提，估计多于事实，主观超过客观。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如果采用的是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就离不开估计和判断，甚至是估值模型，后者在变量、参数、假设等方面，无不涉及主观判断因素。即使是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计提折旧和摊销时，对使用期限、经济寿命、剩余残值等因素的确定，也必然参杂交织着估计和判断。在利润表上，收入的确认，成本的归集，费用的分摊，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和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也充满着估计和判断的成分。

列夫和谷丰从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随机选择了50家样本公司，分析这些公司1995至2013年期间每份财务报告对期望（expected）、估计（estimated）、预测（projected）、预见（anticipated）、可能（likely）、假定（assumed）等与估计相关术语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些术语的平均使用频率从1995年的30次，增至2005年的100次和2013年的150次（Lev and Gu, 2016），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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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会计变得越来越像统计了。尽管会计的统计化趋势日益明显，但会计并没有借鉴统计的做法，以区间值反映估计和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没有采用统计的方法，以误差率说明估计和判断可能产出的偏差，而是以确信无疑的方式，披露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费用“十分精准”的余额和发生额，仿佛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因而是不容置疑的。将主要是基于估计和判断的会计数据，通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方式予以呈报和披露，掩盖了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真相，容易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鉴于此，有必要在财务报表前增加一项专门提示，说明记账算账和报表编制是基于大量的估计和判断，报表数据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提醒报表使用者不要被会计数据表面上的精确性和确定性所迷惑。

 悖论2：会计回顾有余前瞻不足

会计界普遍认为，会计历史回顾有余，未来展望不足，缺乏前瞻性。这种看法即使在过去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确定，需要从前瞻性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和业务发展等因素对有效使用寿命的影响。此外，资产负债确认和收益确定对期后事项的考虑，对产品保证负债、法律诉讼和环境责任等或有负债进行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按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计量，都说明财务会计并非一点前瞻性都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日趋普遍，特别是金融资产前瞻性减值模型的推广实施，继续指责财务会计顾后不瞻前就不符合事实了。

资产和负债按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等估值模型时，既要考虑信息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竞争格局变化等因素对这些资产和负债预期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影响，又要考虑利率、汇率、税率以及风险偏好等宏观经济因素对折现率的影响，前瞻性信息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会计信息中。即使是按历史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通常也必须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减值测试时同样需要利用前瞻性信息测算未来现金流量。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14年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引入了三阶段预期损失模型，彻底终结了会计只顾后不瞻前的历史。在获得或购入一项金融工具时，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该项金融工具已发生信用风险，也应当在损益表中确认该项金融工具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第一阶段）。初始确认后获得的证据表明，该项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大幅增加导致低于投资级别时，即使违约事件尚未实际发生，也应确认存续期间的全部预期信用损失（第二阶段）。当该项金融工具的违约事件已实际发生，则不仅应确认存续期间的全部预期信用损失，而且应冲减与该项金融资产相关的利息收入（第三阶段）。可见，三阶段预期损失模型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特征，该模型的付诸实施，意味着会计理念已发生重大变化，会计只确认已发生信用损失，不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的传统惯例已被彻底颠覆（黄世忠，2016）。

   上述分析表明，会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蕴含着大量的前瞻性信息。前瞻性信息对会计的日益渗透，在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也引起了对会计信息可靠性（最新的表述为如实反映）的担忧。如何兼顾相关性和可靠性，一直是困扰会计界的难题。从过去10多年的准则制定角度看，对相关性的重视显然超越了对可靠性的重视。准则制定机构对相关性的重视和偏好，把会计日益推离历史回顾的领域，促使会计加速进入未来展望的轨道。

悖论3：费用化比资本化更稳健

稳健是会计的文化基因，不对称性是这种文化基因的鲜明性格特征。宁可高估损失和负债，不可高估收益和资产的习惯做法延续数百年，其结果，面临不确定性时，对支出资本化的要求十分严苛，支出费用化成为主流，即使支出具有明显的资本性支出属性也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以华为为例，2008至2018年期间，该公司的研究开发支出高达4955亿元，形成了87805件技术专利，奠定了其在运营商业务和消费者业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但其2018年末的无形资产余额仅为71.34亿元，且这些无形资产主要是外购的专利技术，可见其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几乎全部费用化。

费用化就一定比资本化更稳健吗？如果没有会计分期假设，费用化当然比资本化更稳健，但只要会计分期假设构成会计核算和报表编制的基础，则费用化未必比资本化更稳健。在会计分期假设的背景下，只有稳健相对论，没有稳健绝对论，支出费用化当期的稳健，必然导致支出费用化后期的不稳健。以研究开发支出为例，这种支出具有显著的投入产出不对称性。在研究开发初期，往往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而在研究开发后期，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如果将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在初期势必低估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后期则高估其盈利能力，导致高科技企业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利润表从来没有正确过。

稳健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并非亘古不变。IASB在2018年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延续了2010年版的做法，对稳健性进行修正，明确指出编制财务报表遵循的稳健性，指的是判断不确定性时采用的一种审慎态度或方式，以使资产和收入不被高估，负债和费用不被低估，而不应含有蓄意低估资产和利润或高估负债和费用之意（黄世忠、黄晓韡，2019）。以稳健为由，年复一年地将具有资本支出属性的研究开发费用化，造成资产负债表被严重虚化，净资产持续被低估，是否属于IASB明文禁止之列，显然值得思考。2018年末，华为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只有6658亿元和2331亿元，将其过去十年发生的4955亿元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严重低估了其资产和净资产，导致其87805件技术专利的价值在财务报表上得不到任何体现，形成这些技术专利一文不值的错觉。

费用化比资本化更加稳健的悖论，导致企业的利润表失实和资产负债表虚化，不利于高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融资，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在新经济时代，继续将研究开发支出以及其他资本支出费用化，显然不是与时俱进之道，是适当放松资本化要求的时候了。

 

悖论4：市场交易重于事件影响

重交易轻事件的会计态度由来已久，市场交易金额再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再小，也必须及时确认，而对投资者决策影响再大的事件，除非已经对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实际影响，否则只能披露，不能立即记录。这种做法源于市场交易具有可验证性而事件影响不具可验证性的传统观念。对事件的记录姗姗来迟，是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日益下降的三大原因[1]之一（Lev and Feng, 2016）。

投资信贷决策功能是会计信息的三大职能（其他两大职能为受托责任评价职能和经济利益分配职能）之一。从投资信贷决策功能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投资者和信贷人做出决策的信息，都是相关的信息，均应及时确认、记录和披露。资产重组、技术突破、合同签订、客户获取、法律诉讼、监管新规、版号审批、高管变动、战略转型、模式创新、竞争加剧等内外部重大事件，往往导致股价大幅波动，对上市公司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会计系统却悄无声息，不见踪影，往往要等到这些事件导致报表要素发生实际变化时才加以确认和记录。而与市场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交易，如购买一台打印机、出售一辆旧车等，会计系统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加以确认和记录，与对事件的“马后炮”反映形成强烈反差。会计系统这种厚此（交易）薄彼（事件）的不对称处理方法，让信息使用者困惑不解，久而久之，迫使他们在决策时舍弃会计信息，越来越多利用非会计信息，使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日趋恶化。

列夫和谷丰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未得到及时确认和记录的重大事件，在过去20多年呈快速攀升态势，且对异常股价回报率绝对值的影响急剧增大，如图2所示。

重交易轻事件的习惯性做法，不仅导致造成会计信息相关性日益降低，而且造成会计处理逻辑混论，譬如外购商誉往往确认为资产，而自创商誉则不得确认，外购技术专利通常资本化，而内部研发形成的技术专利却费用化。可见，平等对待市场交易和事件影响，更加及时确认和记录内外部事件，是扭转会计信息相关性下降趋势的救赎之道。

 悖论5：利润代表企业经营业绩

利润表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遗憾的是，日益盛行的总括收益观（all-inclusive concept）玷污了利润表的纯洁性，使利润不再代表企业经营业绩。随着准则制定机构日益青睐于总括收益观，当期经营收益观（current operating income concept）不断式微，利润表充斥着越来越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根据2018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一号---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或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如投资损益、净敞口套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大量出现，导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不再能够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

表1列示了2018年度十大盈利和十大亏损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非经常性净收益占十大盈利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总体上相对较小，但上汽集团、中国石油和长江电力占比较大，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其经营业绩的判断。而在十大亏损上市公司中，除了*ST凯迪外，其余九家非经常性净亏损占亏损总额的比例都很高，亏损总额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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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和谷丰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异常和特殊损益在净利润中的占比在过去20多年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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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占比越来越大，既降低了会计利润在投资信贷决策中的作用，还干扰了业绩评价，使投资者难以对管理层是否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实施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会计信息如果不能发挥投资信贷决策功能和受托责任评价功能，将日益被边缘化，其相关性必然不断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有抑制总括收益观，倡导当期经营收益观，才有可能使利润表回归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本源，才有望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

悖论6：使用股权资本没有代价 会计在确定利润时，只扣除债权资本成本，而不扣除股权资本成本。这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使用债权人的资本是有代价的，而使用股东的资本是没有代价的。这个悖论与经济学家早已证明的“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定律背道而驰。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机会成本无所不在，使用股权资本同样存在着机会成本。不考虑股权资本成本，将导致会计利润严重偏离经济利润，使会计利润不能准确衡量企业管理层创造价值的真实情况。

从会计利润的角度看，中国石油的管理层过去五年似乎都在为股东创造价值，这种价值创造的假象，是由于没有在利润确定中计入股权资本成本造成的。价值创造与否，取决于经济利润（EVA）是否为正数，因为EVA不仅扣除债权资本，而且扣除股权资本成本。过去五年，中国石油的管理层只在2014年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其余四年不仅没有为股东创造价值，反而是股东的价值减损。五年合计，中国石油的管理层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为-830.92亿元。可见，会计界在确定利润时假定使用股权资本没有代价，严重歪曲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情况，夸大了管理层在价值创造中的实际贡献。当然，基于微观层面的EVA，也不能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全貌。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上缴给政府的税收、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福利、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利息费用，为股东创造的利润，都属于价值创造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石油在2018年就为社会创造了4973亿元的价值，其中仅上缴给政府的税收就高达2584亿元。 使用股权资本成本没有代价是虚幻的，极易对投资者产生误导。投资者要客观评价企业为股东创造多少价值，必须千方百计将会计利润转化为经济利润，会计准则似有必要要求企业披露EVA信息，投资者要客观评价企业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还应当将企业的微观利润表转换为宏观利润表。

悖论7：有形资产优于无形资产 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准则，在反映有形资产方面游刃有余，在反映无形资产方面却力不从心。现行会计系统事无巨细地反映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帮助不大的有形资产，而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影响影响巨大的无形资产却得不到应有的反映。按照有形资产优先于无形资产的传统做法编制出来的财务报表，难免有比基尼式财务报表之嫌，且容易导致无形资产密集型的上市公司市净率居高不下。 以同花顺为例，该公司2019年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市值高达529.18亿元，其6月末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43.32亿元和33.48亿元，市净率高达15.8倍。没有会计背景的人士，往往将如此之高的市净率解读为投机炒作的结果。事实上，同花顺的高市净率主要源自其大量无形资产没有在报表上反映，与投机炒作无关。与万得、大智慧和东方财富一样，出售金融财务数据是同花顺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数字资产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但数字资产却游离于同花顺的财务报表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数字资产通常采用市销率法进行估值。同花顺过去三年的平均营业收入为15.1亿元，若按该行业惯常的6至9倍市销率估值，同花顺的数字资产价值介于90.6亿元至135.9亿元之间。若将这些表外资产反映为表内资产后，同花顺6月末的市净率便从15.8倍降至3.12倍至4.26倍之间。同花顺未在财务报表上确认的表外数字资产相当于表内资产总额的2.09倍和3.14倍，其财务报表被扭曲的程度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这种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有何相关性可言？ 没有在财务报表确认的无形资产何止是数字资产！为了获取核心竞争力并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新经济新业态的企业将大量资源投放在研究开发、创意设计、人才培养、专利申请、平台建设、数据积累、客户获取、市场开拓、品牌锻造、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业务流程优化等无形投资方面，培植了软实力，构建了“护城河”。尽管新经济企业的无形投资已经超越有形投资，形成了价值不菲的无形资产，但会计游戏规则却罔顾这些无形投资的资本性支出属性，以难以可靠计量为由，将其费用化，导致表外资产多于表内资产的尴尬局面。可见，摒弃有形资产优于无形资产的过时观念，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计量理论和方法，确认、计量和报告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无形资产，才是使会计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救赎之道。

悖论8：财务资本驱动价值创造 由股东和债权人提供的财务资本，一直是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聚焦的中心，似乎财务资本才是驱动价值创造的最关键要素。工业经济时代具有重资产和资本密集的特点，价值创造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依赖于股东和债权人投入的财务资本，但在轻资产和知识密集的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主要依靠的已经不再是财务资本，而是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指出，资本主义正向智本主义过渡（Haskel and Westlake,2018）,在无形经济(intangible economy)时代，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所组成的智慧资本已经取代财务资本，成为价值创造的最重要推动力。 表3列示了华为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2018年的财务资本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三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人力资本成本远超其财务资本成本，可见，它们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是人力资本，而非财务资本。 640.webp (1).jpg 必须指出的是，表2仅仅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如果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则类似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三高（高科技、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组织结构设计以及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等规章制度等）和关系资本（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劳资关系、政商关系等）更是价值连城，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笔者认为，在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本质上是企业在结构资本的框架下，将人力资本作用于关系资本而产生的价值增值行为（黄世忠，2018）。因此，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步从财务资本转向智慧资本，否则，就有舍本逐末之嫌。

悖论9：公允价值反映企业价值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会计异军突起，与历史成本会计并驾齐驱，甚至有超越历史成本会计之势。公允价值会计备受推崇和青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允价值能够反映企业价值的认知。殊不知，即使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均按公允价值计量，资产负债表也不能反映企业的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价值等于其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经济学关于企业价值的观点，与会计学所运用的公允价值计量存在较大差异。首先，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是基于企业特定因素(firm-specific factors)，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则是基于市场特定因素（market-specific factors）,会计上按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并不考虑企业特定因素（如技术诀窍、管理专长）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其次，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是基于整体价值的视角，充分考虑了资产和负债组合运用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计量，侧重的是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并不考虑资产和负债组合运用的协同价值；再次，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综合考虑了财务与非财务因素(如宏观经济、竞争格局、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侧重于财务因素，对非财务因素的系统性考虑较少；最后，经济学上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将风险偏好和风险溢价因素系统地嵌入其中，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计量，特别是第一层次的公允价值，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并没有如此周密，甚至对市场不合理定价带来的风险照单全收，不加调整。 从市值管理的角度看，企业价值等于股票市值，这与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不能等量齐观。股票市值的高低，固然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其成长性有关，但更多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投资者心理行为的影响，后者在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中是极少考虑的。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往往导致企业的股票市值发生大幅波动。例如，首批在科创板上市的25家科创板公司中，西部超导、嘉元科技、天准科技和南微医学是从新三板转板而来的。转板前，这四家公司的市值大约为38亿元、26亿元、17亿元和33亿元，转板后，截止2019年9月20日，市值分别增至140亿元、131亿元、84亿元和180亿元，分别增长了3.98倍、5.04倍、4.94倍和5.45倍。同样的企业，在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只是因为换了上市的场所，市值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足见以股票市值作为企业价值有多么不靠谱。公允价值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反映这些非理性因素带来的价值变动。 从报表完整性的角度看，公允价值也不能反映企业价值。受限于确认和计量的严苛要求，行业地位、用户数量、获客成本、网络效应、平台建设、数字资产、品牌效应、智慧资本、研发能力、技术专利等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往往没有在报表确认和计量，表外资产多于表内资产并不罕见。因此，即使按公允价值对表内残缺不全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其结果与企业价值必定相去甚远。